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美国要摆脱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，并且摆脱中国“能省5000亿”。虽然在跨国企业面临收入萎缩，现金流承压的危机之下，这句话大多被当做笑谈，但如果全球产业链真要隔离中国，可能要面临几个问题：
谁来规划领导？谁来代替中国？谁来承担代价？
首先产业链追寻经济规律转移，不以总统个人意志而转移。中国近年来随着收入上升，经商成本上涨，美国加征关税等因素，已经出现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的趋势。例如三星关停天津、惠州等地工厂，并随后加大对越南的投资，包括今年新增2.2亿美元承诺投建越南研发中心。
关税是外国政府领导产业链转移的一种有效手段。比如美国宣布对华关税后，一些中小型产业链在东南亚找到了替代。去年包括夏普、理光、京瓷等多家日本企业也因加征关税而将销美打印机生产线迁至越南、泰国等地。但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，关税政策的成本究竟是谁在承担？
政治口号领导产业链转移就有点不切实际，例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，连同美国国务院新任经济安全策略师曾多次呼吁，将产业链分散到美国意识形态盟友国家中。但美国国务院对制定和落实贸易政策并没有实际权力。
当然，受到疫情的冲击，多个经济体都开始认真思考“中国+1”的方针，摆脱关键产品对单一国家的依赖。日本曾推出2200亿日元和235亿日元计划，分别鼓励企业回国生产或去其他国家生产。现实却是日本近三年来对华FDI不断增长，同样增加投资的还有韩国。目前对华FDI占日本全部FDI 的10%，中国台湾地区面向内地的投资也占到38%。上述激励措施可能鼓励企业在中国外寻找备用产地，但这也不是将产业链从中国剥离。
同时企业面临着谁能完全替代中国的问题，高质量工人的数量，供应商网络的深度，政府产业政策成熟度和基础设施质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优势。而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产业链剥离中国之后，企业要从东南亚生产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吗？